1928年4月，毛主席、朱德分别率领的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，后来也为中国革命道路新转折、新起点的到来创造了契机。
都说“朱毛会师”，可能有少部分人以为两支队伍是不约而同地、前后脚地到了井冈山。
实际上，是毛主席先有了根据点，朱德打探到消息，互派信使实现通信，朱德主动作出决定来找毛主席会师。
但等到朱德也来到井冈山，两支革命队伍合编成为红四军之后，其中却也产生了一些冲突，想要领导好这支部队，存在了一定的困难。
更不妙的是，当时毛主席和朱德还存在了一定的意见分歧，引起了“朱毛之争”。
后来古田会议的召开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因为意义重大，成为了我党建军史上的里程碑事件。
具体经过如何呢？
1928年4月的井冈山会师，是毛主席和朱德共同的决策。但这其中，决策的关键点却在朱德。
只因为当时是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先行上了井冈山，并在那里与农民武装袁文才和王佐部队确立合作关系，建成了根据地。“是否在井冈山会师”的决策权就到了朱德的手上。
井冈山会师之前，毛主席与朱德分别战斗在两个战场。朱德参与的南昌起义在前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在后。
学习过我党发展史的人都清楚南昌起义的意义。
这是我党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，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、创建人民军队、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。
当时周恩来、贺龙、叶挺、刘伯承和朱德等人都参与其中，率领3万多北伐军成功占领了南昌城。
只是，国民党反动派很快调集大批人马包围了南昌，起义军转而作出了南下广州的决定。
彼时，南昌起义军南下广州，目的在于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，方便再举北伐。
按照计划，他们要“先得潮、汕、海陆丰，再取广州”，遗憾的是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向潮州、汕头进军时就遭遇了优势敌军，作战失利。南昌起义部队也濒临溃散。
关键时刻，朱德成了力挽狂澜的关键人物。
其实，据陈毅所述，朱德因为并非是南昌起义最主要的领导人，起初在起义军中“地位并不算重要，也没人听他的话”。
朱德是第九军副军长，在军长韦杵未到任的情况下，他其实只能实际指挥“区区几百兵力”，并且因为他还不是南昌起义军军事决策机构参谋团的成员，军中众人尊重他，只是因为他是一位“老同志”。
这其实也可以通过当时的一个“分工”来得到证实。
比如，在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向潮州、汕头进军时，朱德所部就不在主力部队中，而是作为后卫部队留守三河坝，好“监视梅县之敌”。
这也意味着，一定意义上，当时朱德并不受“重用”。
但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众人的预料。主力部队作战失利，反而是充当后卫的朱德所部努力收拢主力残兵，朱德更是挺身而出，立志“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存下来”。
时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指导员的陈毅坚决拥护了他的主张。
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朱德、陈毅作出一致决定，向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——湘粤赣边界地区转移。
这是井冈山会师的一大前提。
与其同时，另一片战场上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兵分三路却接连受挫，原先制定的攻打长沙的计划更是落空。
为保存实力，更为发展革命力量，毛主席紧急召开会议，当机立断放弃攻打长沙，转而“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”。
于是，秋收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，途径芦溪镇、莲花县城、永新县三湾村，在10月3日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，并在24天后成功抵达井冈山，逐渐建立了根据地。
这期间，朱德仍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孤军作战，苦苦探寻稳定的落脚点。
打探到毛主席所部在井冈山活动的消息，朱德备受鼓舞，设法收集相关信息并立即派出信使前去寻找。
这也是两支革命队伍能够建立起通讯联络，井冈山会师能够胜利实现的第二大前提。
朱德派出的信使是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。后者成功寻找到了毛主席并向其作了汇报。
这也是毛主席第一次全面、准确地知晓了朱德、陈毅所部“艰难转战到达湘南”的情况。
于是，毛主席也派出了信使前去寻找朱德。
这个信使就是当时卫生队党代表何长工，他乔装打扮绕道武汉、上海来到广州，最终在韶关犁铺头一带找到了朱德，将毛主席的建议、井冈山地区的情况一一向他作了清楚的阐述。
朱德在高兴之余，也保有着必要的理智。他详细询问了一些必要的信息，尤其关注井冈山能否屯兵，能否作为根据地。
分析得知井冈山的确具备这样的条件之后，朱德赞道：“好极了”，并明确给出他的回复，“要找毛泽东同志”。
何长工回到井冈山复命。两支队伍成功开辟了双向联络途径，并为之后的井冈山会师做了一致努力。
这也是井冈山会师的第三大前提。
毛主席和朱德一致促成了井冈山胜利会师的结果。
但两支部队合编成为一支新军队，也即红四军之后，毛主席和朱德同作为领导层的灵魂人物，却在领导和管理方法上存在了不同的见解，也因此产生了一定的争论。
这也是后世人们所说的“朱毛之争”。
井冈山会师之前，毛主席所部和朱德所部就存在着一定的不同，具体表现在部队人员的构成和合作伙伴的选择上。
毛主席所部有正规军，来自湖南、湖北多地的农军，以及人数占比高达三分之一的安源矿工。
后来为了在井冈山落脚、建立起根据地，还和当时已在井冈山上的农民武装袁文才和王佐部队达成了合作。
朱德所部则是由正规军和湘南农军构成。
在起义失败后，因为有强敌环绕，朱德有意寻求可靠的外力合作，于是找上了他过去的同学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。
两支革命队伍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认识，合编之后，部队内部冲突较多，一度人心涣散。
毛主席和朱德作为领导，自然要设法化解这些冲突。但在具体讨论中，毛主席和朱德却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。
尤其是讨论到党对军队的领导权，以及一些有关红军建设的关键问题上，他们还特别召开了大会，遗憾的是他们都不能说服对方，也就没能达成共识。
虽然他们都没有掺杂半分私心，但两位灵魂人物开始“拔河”，红四军内部也就更加难安。
见毛主席和朱德两人始终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争论，陈毅只身秘密赶赴上海，向党中央作了汇报。
有效协助中央解决红四军问题，就是陈毅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贡献之一。
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，对毛主席、朱德此前胜利会师并建立、发展根据地的行为作了肯定，却也对他们工作方法上的缺点和问题作了严肃批评。
最重要的是，中央也对毛主席和朱德的争论问题，也即红四军军队建设和军队发展方向、战略作了指示。
指示信交由了解新四军情况并有新认识的陈毅起草，周恩来作了仔细审阅。
这份“九月来信”最终由陈毅交到了毛主席和朱德的手上。
1929年11月26日，毛主席和朱德重聚红四军军部并冰释前嫌。
“朱不离毛，毛不离朱”这句话就是在此时开始流传。
在毛主席和朱德就争论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后，也即1个月又2天后，古田会议召开。
会上，毛主席代表前委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，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》，重点提到了中国红军的性质——“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”，并重申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，重申了党是军队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。
与会代表均通过了这份决议。
不可否认，古田会议确定了事关党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，为我军的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。
正因为意义重大，古田会议才成为了建军史上的里程碑事件。
